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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邻为善还是以邻为壑
发布机构: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 发布时间:2021-12-03

  之前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良好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距离产生美”基础上的,而今天中日交往的快速发展拉近了这种距离,中国的崛起使日本人感到了不适感,甚至是恐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中遇到的善良日本人让笔者不禁憧憬:中日两个民族最终能化解所有芥蒂,不让“与邻为善”让位于“以邻为壑”。

  笔者曾留学日本数年,其间也接触了日本各阶层的不少人士,经常被国人问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总觉得这是个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

  中国与日本,可以说是“最亲近的陌生人”。在中国的成语中,有一个词似乎是为日本特设的,这就是“一衣带水”。可能正是地理上的接近,造就了中日之间难以说清的“特殊关系”。于此相应,日本人对于中国也有着一层与对其他外国人不同的难以言说的特殊感情。

  二战之后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情的变迁经过了几个阶段,都与当时的时代大环境紧密相关。

  在战后初期,蒋介石出于“联日”的考虑和日本已经战败一时无法复兴的现实,提出了“以德报怨”的对日宽大政策,在1952年签订对日和约时更进一步放弃了对日索赔的权利,此举赢得了很多本来就对中国有负疚感的日本人的好感,在日本战后政坛颇具实力的“亲台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蒋介石的政权一直是中国的代表,而及其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采取了对苏“一边倒”的路线,与日本所在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隔绝,缺乏认识。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的是扶蒋的政策。

  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尘埃落定”,日本民间对华恢复传统贸易和正常交流的呼声渐长,但政府仍在极力压制,力图保持既定政策。在此期间,中国为了争取中日关系的改善采取了宽大战俘等政策,但并未起到期望的效果。

  尼克松访华后,日本政府难以维持旧的对华政策,中日建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这一示好举措和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魅力使日本人对华好感升温,日中关系迅速改善。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对华ODA(带有赠与性质的贷款)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中日经济关系走上了快车道。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好感也处于一个高水平上。

  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而一直波澜不惊的中日关系却进入了多事之秋。以小泉纯一郎上台为标志,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邻国的关系跌入谷底,中日两国国民直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嫌恶”情绪,一系列的民调显示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度都降至历史最低点。小泉下台后,中日两国高层作出了一系列的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和缓举措,中日高层政治关系终于走出低谷,但民间关系却未有较大改善,出现了与前一阶段“政冷经热”不同的“政热民冷”的状况。

  笔者在日本生活的2007—2009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乍暖还寒”的时期,一方面前一阶段中日两国都对对方造成了相当大的感情创伤,双方的互信基础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对此相当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修复这种关系,只是国民感情的培养就像育林,砍树很容易,种起来就不是那么轻松了。笔者接触的一些年轻的日本精英与笔者私下的交谈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事实:其中一个男生幼年长期生活在台湾,也交过中国女朋友,在被问到日本在2050年的命运时说,“要么实现第二次开国,重新奋起,要么被中美两国所边缘化。”而另一位与中国人谈恋爱的日本女生说,“和我男朋友交往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很可怕,总是聚在一起,团体行动,而且他们肯定恨我们。没想到我男朋友对我很礼貌,也很温柔,一下子得到了我的心。”但她还是承认,“没有告诉父母和朋友正在和中国男生交往”,因为“周围人肯定反对”。即使是相对单纯的青年学生对于日本社会的“恐华”“嫌华”情绪也不能免疫。

  不过,笔者倒并不认同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只要到日本实地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战前那种军国主义的基础早已荡然无存,相反,倒是厌战的和平主义风潮大行其道。究其原因,首先是日本国民对于二战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有切肤之痛,因而对战争本身具有本能的反感,战后长期发展享受到的“和平红利”也使日本人珍视和平与富足的生活。与此相应,与战争发动有紧密关系的国家主义也遭到了唾弃,在战后相当长一个阶段,日本是不搞爱国主义教育的,甚至国歌和国旗都被广大左翼知识分子所抵制,“爱国”在日本成了一种禁忌。但是,这只是大多数一般民众的主流观点,少数右翼势力则从未放弃过其民族主义甚至是军国主义的主张。随着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陷入停滞,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扩张,政界也开始全面“向右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会党、等左翼势力逐渐被边缘化。当今的的核心小泽一郎等人都来自于自民党,其政治倾向与自民党并无本质不同,很多情况下只是为了反自民党而反自民党。采取了与自民党不同的“联亚排美”的亚洲政策,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民众不满于因为靖国神社参拜等形式上的问题造成日本在东亚的孤立(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中国的好感度有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政府认识到东亚一体化趋势之后主动争取主导权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中国的崛起在亚洲头一次造成了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而在两国人民隔阂尚深的情况下,这种势均力敌难免演化为结构性的冲突,这不是两国政府或是媒体的正面宣传或是仅有良好愿望能够简单解决的。之前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良好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距离产生美 ”基础上的,而今天中日交往的快速发展拉近了这种距离,中国的崛起使日本人感到了不适感,甚至是恐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曾试图对比其他几个曾到过的国家对华态度和日本的异同,感到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确实不高。韩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传统,与中国地理接近,也有不少历史恩怨,但韩国并无与中国竞争地区领导权的野心,在历史上交流不断,文化认同度高,偶尔的矛盾不至于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只有日本,与中国既有历史上的战争创伤,又有地理接近带来的威胁感,再加上现实政治中的利益冲突,确实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笔者留学期间也多次亲身体会到日本人民的善良,从素不相识却带着笔者找到目的地的路人,到知道笔者要离开的消息而默默垂泪的朋友,都让笔者为之动容,却也因此不禁唏嘘,为什么中日两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握手成为兄弟之邦,“与邻为善”为什么让位于“以邻为壑”。

  只是,按照国际关系中最为盛行的现实主义学派,中日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熟了的苹果回落在地上那么简单。如果照这种观点,我们能做的事就只剩下等待中日之间的实力发生进一步的转化,一方压过另一方重新达到平衡,就像过去一个世纪中的状况。不过,国际关系理论也提供了另一种途径,那就是建构主义的学说,在这一学说的逻辑中,国家关系并不仅仅是由他们的绝对力量决定的,也取决于他们怎样看待对方,怎样定位他们的利益关系,是互补还是冲突。至于哪种景象更符合现实,更可能发生,国际关系学理论可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那是要我们自己去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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